自2021年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上市以来，公募REITs发展步伐加快，项目领域持续扩容，并且成为多地关注的重点。今年以来，深圳、贵州、天津、浙江等多地密集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研究开展公募REITs项目储备。　　公募REITs如此受青睐的原因在于，对于发行人来说，发行公募REITs能够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投资良性循环；对于投资者来说，公募REITs产品收益稳定、风险较低，是优良的投资标的。　　目前已经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募REITs只有11只，“僧多粥少”也引发了个人投资者的追捧和抢购。业内人士表示，展望2022年，公募REITs在保障性租赁住房、数据中心等新资产领域将逐步打开试点；同时，在政策发力下，所得税、国资产权转让等制度安排或将明晰，项目审核机制也将逐步优化，扩募探索有望起步。　　多地发布相关支持政策　　经过半年多的运行，已经上市的11只公募REITs产品交易平稳有序，且已经有多只产品完成分红，为后续公募REITs继续扩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花顺iFinD行情显示，2022年以来截至1月26日，11只公募REITs产品在二级市场行情走势均为上涨。其中，首创水务REIT涨幅位居榜首，高达23.27%；其次是盐港REIT，涨幅为15.32%。广州广河、首钢绿能等5只REITs产品涨幅也超过5%。　　2021年12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强各部门协调，共同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推出七项具体措施，推动REITs加快发展。　　在此背景下，今年以来，各地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发展公募REITs。　　1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等发布《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其中提出，优化REITs市场环境。探索基础设施收费机制改革，针对地下综合管廊等基础设施，探索创新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按照使用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合理提高资产端收费标准，提升资产收益率。研究REITs税收政策，支持开展REITs试点，减轻企业和投资者负担。　　此前的1月21日，天津市发改委、天津证监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天津市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工作的支持措施》的通知，提出积极稳妥做好天津市REITs试点工作，加强项目储备、申报、发行、运营全流程规范管理。　　而去年10月，南京市发改委即正式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南京市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工作的若干措施》。近期，华泰证券披露，其先后中标了南京建邺高投产业园公募REITs、南京江宁开发区公募REITs、南京江宁（大学）科教创新园公募REITs项目。　　公募REITs产品范围不断扩容　　目前，已经上市的11只公募REITs产品标的资产主要集中在产业园、高速公路、污水处理等行业。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工作的通知》，对公募REITs试点区域、基础资产范围、募集资金用途等16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扩大基础资产范围方面，新增清洁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停车场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水利设施、自然文化遗产和5A级旅游景区等旅游基础设施为试点行业。2021年12月30日，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在深交所申报，成为首单清洁能源REITs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公募REITs试点平稳运行的基础上，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申报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步伐也在加快。1月初，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通知》，在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对象标准、发展重点、发展目标和筹集方式、落实支持政策、加强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申报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1月12日，南京集中签约3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REITs项目，预计发行金额约35亿至40亿元。　　有业内人士表示，住房租赁行业具有前期资金需求大、盈利周期长、资金周转慢等特征，整个行业面临着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融资困难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租赁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寻求金融创新、采用适当的金融工具激发租赁住房市场潜力，一直是国家及行业参与者重点思考的问题。　　“公募REITs可以为租赁住房提供优质的退出渠道，迅速回笼资金，有效提升租赁住房资产的流动性。”华安基金表示，租赁住房尤其是以重资产运营的租赁住房满足REITs发行的诸多基本要求，比如现金流持续稳定、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和较好增长潜力等。　　招商基金副总经理欧志明表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租赁住房市场扩容是大势所趋。同时，保障类租赁住房为公募REITs提供了大量可选择的基础资产。他表示，在类REITs市场上，租赁住房类REITs发展较快，近两年共有18单累计215.56亿元规模的租赁住房类REITs发行，投资者群体有一定的基础，为租赁住房纳入试点范围提供了条件。

境内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日前，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布《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业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根据《暂行办法》，互联互通拟在尊重两个市场现有挂牌流通模式、现有账户体系及交易结算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前台和后台基础设施连接实现订单路由和名义持有，且联通方向包括“通银行间”和“通交易所”。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机构类专业投资者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无需双边开户和改变习惯，即可实现“一点接入”。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暂行办法》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提升跨市场投资便利度，提高交易效率；对于债券发行方，也有利于提高定价的准确性，有助于发行人降低融资成本。　　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再进一步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市场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位。同时，产品序列日益完整，交易工具不断丰富。　　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131.7万亿元。从市场成交看，2021年11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22.3万亿元，日均成交10122.2亿元，同比增长49.9%，环比增长19.2%。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成交3.6万亿元，日均成交1624.7亿元，同比增长61.0%，环比增长25.8%。　　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由于历史原因，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的联通融合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境内债券市场在价格发现、流动性等方面存在不足。　　“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有着不同的规则，两个市场不互联互通导致投资不便利，同时企业融资会受到一些限制，融资效率以及定价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明明表示。　　为进一步增强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党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4月明确提出“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人民银行和证监会于2020年7月发布联合公告，两个市场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互联互通合作。　　提升跨市场交易便利度　　此次发布的《暂行办法》既是对联合公告的具体落实，也是互联互通机制的基本业务规则。《暂行办法》全文共51条，内容涵盖原则规定、通用规则、具体安排、监测监管等，明确了机制总体安排和业务要点，并为下位规则提供了制定依据和制度空间。　　互联互通包括“通交易所”和“通银行间”。“通交易所”是指银行间投资者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机构，投资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机制安排；“通银行间”是指交易所投资者通过交易所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制安排。　　其中，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机构类专业投资者（包括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渠道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可以参与“通银行间”业务。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包括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渠道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可以参与“通交易所”业务。　　银行间投资者可以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规则，通过代理人代理申报，与其他投资者达成债券交易。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参与人以外的机构类专业投资者可以通过交易所会员代理申报，与其他投资者达成债券交易。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机构类专业投资者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无需双边开户和改变习惯，即可实现“一点接入”。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文称，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扩大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的银行范围，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境内上市的其他银行，但非上市农商行、农信社除外。　　相关部门表示，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以及境内上市的其他银行，可以选择通过互联互通机制或以直接开户的方式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协议交易。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以《暂行办法》的发布为基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业务的落地实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业内专家表示，一是有助于便利债券跨市场发行与交易，促进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形成统一市场和统一价格，为货币政策顺畅传导和宏观调控有效实施奠定坚实基础，并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二是有利于提升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效率，推动构建以客户为中心、适度竞争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国盛证券固收团队表示，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可以为交易所债券市场引入更多资金，利好公司债等品种。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要明显高于交易所债券市场，二者联通将促进债券市场资金自由流动，预计将有更多的资金转向交易所市场，这将总体利好信用债。同时，能够帮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助力宽信用。将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打通，将银行间债券的资金引入交易所债券市场，将提高央行货币政策对信用债市场的影响力，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据介绍，银行间债权市场和交易所债权市场基础设施机构将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指导下，以联合公告和《暂行办法》为基本依据，以稳妥有序、风险可控为总体原则，继续全力推进技术系统开发、合作协议签署等各项工作，以明确并完善业务运行具体安排，力争实现机制如期落地。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最新司法解释出台，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再添利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日前发布。这是在对2003年2月1日实施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基础上制定的一部系统性司法解释，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此次《若干规定》的制定实施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坚定发展资本市场的决心，有助于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有效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有助于进一步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响应市场呼吁和审判实践　　证券虚假陈述是一种易发多发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动摇投资者信心。依法追究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责任，是对资本市场违法行为进行立体式追责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的重要措施。　　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原司法解释”）就已发布。随着证券市场的高速发展，证券种类、市场层次、交易方式等都发生了诸多变化，资本市场改革和法治建设也不断深化。相比之下，原司法解释中有些内容已落后于司法实践，有必要修改完善，补齐民事赔偿的短板，以应对新形势新挑战。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若干规定》的出台，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项重要成果，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督促市场参与各方归位尽责、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对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资本市场良好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商法室主任陈洁认为，作为一部统领资本市场民事赔偿制度的系统性司法解释，《若干规定》不仅是我国10多年来证券民事审判实践的经验结晶，更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投资者保护机制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也是我国证券市场法治化、成熟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取消行政刑事前置程序　　取消原司法解释规定的行政刑事前置程序，是此次《若干规定》的亮点之一。去年7月份发布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就提出，修改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赔偿有关司法解释，取消民事赔偿诉讼前置程序。　　对于此次修订废除长期存在的前置程序，应如何看待？　　证券市场的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具有当事人众多、证据取得困难、专业知识复杂等特点，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为减轻投资者的举证负担，根据当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原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了前置程序，即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纠纷案件，以该虚假陈述行为已经行政处罚或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为前提。从实践效果看，前置程序在减轻原告举证责任、防范滥诉、统一行政处罚与司法裁判标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与此同时，前置程序也存在投资者诉权保障不足、权利实现周期过长等问题，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改进。在此背景下，《若干规定》第二条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取消前置程序予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首先，原告提起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诉讼，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交相应证据，人民法院就应当予以受理。其次，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后，不得仅以虚假陈述未经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由裁定不予受理。不过，为了防范没有事实根据的滥诉行为，《若干规定》第二条要求原告提起诉讼时，必须提交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虚假陈述的相关证据，以及原告因虚假陈述进行交易的凭证及投资损失等相关证据。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郑彧认为，取消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责任赔偿案件中的前置程序要求，符合过去1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围绕保障原告诉权、便利诉讼、解决立案难的改革主线，也是对新证券法围绕投资者保护所重点关注的民事责任的司法回应。　　“追首恶”与“打帮凶”并举　　实践中，不少影响恶劣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是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上市公司所为，只有上市公司背后的实质违法者得到惩罚，才能真正打击财务造假，净化市场环境，实现零容忍的政策目标。　　《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明确了“追首恶”原则。该条第一款规定，在原告起诉请求直接判令相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依照本规定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免却嗣后追偿诉讼的诉累。　　郭雳告诉记者，《若干规定》强化了“追首恶”的裁判取向。在虚假陈述违法行为中，上市公司是信息披露义务人，但上市公司往往只是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作恶”的工具，因此，追责时应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员，防止中小投资者受到“二次伤害”。此前的康美药业案中，广州中院判决康美药业赔偿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并判决相关主体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体现了新证券法实施后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要求，也被认为是“追首恶”监管理念的具体落实。　　此外，在实践中，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活动除了“首恶”的组织之外，还存在一些帮助造假的“帮凶”。据了解，有的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串通，出具虚假的银行询证函回函、虚假银行回单、虚假银行对账单，欺骗注册会计师；一些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和销售客户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提供虚假的交易合同、货物流转及应收应付款凭证，成为财务造假的帮手。　　《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帮凶”的赔偿责任，共同织牢了“首恶”和“帮凶”的法律责任之网，将有效震慑财务造假行为。　　设置独立董事免责事由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责任问题历来为大家所关注。在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可以借助独立董事的专业性与独立性，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制衡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完善公司治理。不过，从近年爆出的财务造假案件来看，部分独立董事并未发挥制度预设的监督制约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认为，根据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与市场实践现状，压实独立董事责任的重点在于严肃追究迎合造假、严重违反注意义务等重大不履职行为的民事责任，同时打消勤勉尽责者的后顾之忧，避免“寒蝉效应”。　　为此，《若干规定》第十六条专门规定了独立董事的具体免责事由。独立董事能够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一是在签署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之前，对不属于自身专业领域的相关具体问题，借助会计、法律等专门职业的帮助仍然未能发现问题的；二是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发现虚假陈述后及时向发行人提出异议并监督整改或者向证券交易场所、监管部门书面报告的；三是在独立意见中对虚假陈述事项发表保留意见、反对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并说明具体理由的，但在审议、审核相关文件时投赞成票的除外；四是因发行人拒绝、阻碍其履行职责，导致无法对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是否存在虚假陈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证券交易场所、监管部门书面报告的；五是能够证明勤勉尽责的其他情形。　　《若干规定》列举规定的独立董事的免责抗辩事由，有助于打消勤勉尽责者的后顾之忧。分析人士认为，围绕长期以来独立董事权责边界的难题，《若干规定》提出了具体的司法方案，将进一步督促独立董事更好地履行职责。以后，独董对公司财务报告等进行审查的时候，也有了具体的尽责内容和目标。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有利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金融系统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多措并举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为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就近年来金融系统采取哪些措施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如何精准对接“专精特新”企业为其提供优质金融产品和服务、如何发挥产融结合优势为绿色发展“增色”等问题，本报从今天起推出“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从2012年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加到26.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复兴号”高铁、“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一件件大国重器见证着我国制造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华丽转变。　　从弱到强，从低端落后产能到高精尖科技创新，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爬坡关键期。金融如何助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成为近年来管理部门和金融业共同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在政策层面，多个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文件落地生效，管理部门通过考核等方式要求金融机构提升制造业贷款投放规模，推动金融资源向制造业领域倾斜。在管理部门指导下，金融机构全力支持制造业发展。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31.8%，比全部产业中长期贷款增速高18.1个百分点；全年新增制造业贷款1.67万亿元，同比多增3005亿元。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32.8%，全年新增3643亿元。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金融业又该如何支持制造业继续转型升级？　　提升匹配度 增加中长期贷款投放　　近年来，金融业支持制造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但金融业务模式与企业融资需求还不完全匹配。特别是制造业有其特有的行业周期和经营特点，融资期限结构偏中长期，而受制造业不良贷款率偏高、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过去一段时间，银行对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投放积极性不足。　　“要进一步提高中长期信贷和信用贷款比重。”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制造业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之一是贷款需求量大、用款周期长。因此，要创新中长期信贷产品，优化制造业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此外，还要破除对抵押担保限制，将商标、专利等作为授信依据，开发更多信用贷款产品，满足中小制造业企业需求。　　增加中长期贷款是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的必要举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阶段，劳动力和原料成本上涨，促使制造业通过技术转型升级破局，而这恰恰需要长期资金支持。对于银行而言，投放长期信贷也可以稳定自身业绩预期。　　企业有需求，政策有部署。增加中长期贷款被视为解决制造业融资问题的关键。人民银行充分发挥宏观审慎评估考核激励作用，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单列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规模，实施优惠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银保监会也要求，重点增加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中长期信贷支持。　　商业银行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工商银行推出专项贷款规模、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激励、经济资本计量优化、贷款利率优惠、审批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保障措施，引导全行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制造业。光大银行通过配置专项信贷规模，开辟审批、定价绿色通道，提供资金成本优惠等举措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经初步统计，截至2021年年末，该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376亿元，比年初增长46%。　　解决“卡脖子”问题 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2021年，全球集成电路制造产能持续紧张，多个行业面临“缺芯”问题，特别是汽车产业受冲击最大，国内多家车企因此减产或短期停产。汽车“缺芯”固然受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由此暴露出的问题依然值得深思——我国制造业体量连续多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在核心芯片、传感器等关键技术领域仍处于受制于人的局面。　　为解决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专精特新”企业被寄予厚望。董希淼表示，“专精特新”企业掌握行业性尖端技术，培育和发展这类企业有助于增强我国信息科技产业安全性，提高科技自主创新和发展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那么，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又应从何处着手？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负责人叶燕斐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是引导银行机构注重小微企业“硬”的方面，比如资产规模、资金实力；同时，更注重“软”的竞争力，比如，产品质量、企业品牌、知识产权价值和技术力量。二是引导银行机构在期限方面尽可能和“专精特新”企业生产经营周期相匹配，鼓励增加长期产品投放。三是引导银行机构尽可能增加信用贷款。四是在抵质押方面，除了传统不动产抵押，尽可能引入知识产权、品牌、应收账款和其他动产抵质押。五是引导金融机构，特别是推动地方政府为优质“专精特新”小微企业提供政府性担保或风险补偿。六是引导保险公司为首台（套）设备和首批次材料提供保险。　　在管理部门引导下，银行业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强化对“专精特新”企业的专门服务。中信银行推出的“科创e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济南广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动物保健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山东省级“专精特新”小微企业。临近年末，企业研发生产需要购买原材料，面临资金紧张困难。了解到企业融资需求后，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为该公司及时发放了一笔300万元“科创e贷”，解决了企业资金紧张难题。据了解，“科创e贷”是中信银行面向“专精特新”小微企业推出的专属金融服务，具有全线上、纯信用、随借随还等特点。　　中信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多年来，该行持续加强对高端制造业、创新企业、引领性产业、“卡脖子”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截至2021年11月末，该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3023亿元，较年初增加1198亿元，增幅达65.7%，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服务覆盖率达20%。　　创新服务模式 供应链金融发挥大作用　　厦门允发钢管工业有限公司主要制造销售机械电子设备、开关控制设备，作为厦门宝钢的长期合作伙伴和下游经销商，公司不愁业务订单，但受回款周期长等因素影响，为流动资金犯了难。光大银行“阳光e钢贷”产品正好派上了用场。从企业开户到签署合同，光大银行可以在1个月的时间里处理完企业的融资申请并成功放款。　　据悉，“阳光e钢贷”是光大银行联合中国宝武集团共同为钢铁生态圈建设打造的普惠金融创新产品。光大银行通过与宝武钢铁控股子公司欧冶金服进行系统对接，实现了授信申请、审批、签约、提款、还款等全流程线上化运作，基于小微企业客户与宝武钢铁间的真实业务订单，解决了宝武钢铁集团旗下各地区销售公司和钢材加工中心的下游小型、微型经销商的融资需求。目前，已经有约50家宝武钢铁生态圈下游经销商与光大银行展开合作，累计提款约500笔。　　“抓住核心企业，就能解决一串企业的融资难题”。制造业上下游企业众多，在参与产业链中逐步形成高度互补、相互合作的产业体系。开展供应链金融可谓“一招棋活，满盘生辉”。近年来，在管理部门支持下，多家银行机构积极探索供应链金融业务，以制造业供应链核心企业为切入点，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设计个性化、综合化的金融服务产品。有的银行还利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完善风控技术和模型，有效提高了供应链金融服务的精准度、覆盖面和便利性。　　围绕供应链金融服务如何进一步改革创新，银保监会深化供应链融资改革专题会议指出，鼓励银行机构围绕实体经济需求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在保障数据安全性和风险控制独立性的前提下，通过科技赋能，破解动产质押、产品验证、风险监控等方面的难点痛点，避免资金脱实向虚。另外，要强化风险管理，督促银行机构加强行业研究，开展全产业链风险监测和企业授信管理，坚持交易背景真实，防控信息科技应用风险，严防担保链、担保圈风险。　　实际上，越来越多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创新金融模式不断涌现。据专业人士介绍，一些银行也在积极开展投贷联动、产业基金、并购贷款、资产证券化（ABS）等业务，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业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其融资产品的匹配度，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 

加强金融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金融科技人才现状如何？未来怎样对金融科技人才进行体系化培训？金融科技师是否有望成为新职业？　　金融科技人员占比明显提高　　“中国银行业协会此前发布了2021年度商业银行稳健发展能力‘陀螺’评价体系。评价结果显示，金融科技资金与人才投入持续加大。”日前，在由金融科技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金融科技人才培养与发展研讨会上，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信息官高峰说。　　据高峰介绍，从金融科技投入来看，2020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城商行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其中，全国性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投入占营收比平均达3.31％，较上年同期增长0.6个百分点；城商行平均投入比例在3.90％，较上年同期增长0.5个百分点。从金融科技人员投入来看，各家银行纷纷推进专业化金融科技队伍建设，金融科技人员占比呈现明显提高的趋势，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商行、城区农商行及县域农商行金融科技人员占比分别为5.28％、4.36％、2.45％、3.23％。　　此次论坛上发布的《中国金融科技人才培养与发展问卷调查（2021）》（以下简称“问卷调查”）也显示，2021年，参与调查机构金融科技人员占比与2020年相比进一步提高。根据问卷调查，2021年，45.85%的受访机构金融科技人员占比在10%以上。问卷调查还显示，城市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人才机制建设和金融科技人才平均薪酬方面整体落后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城市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人才市场竞争中不具有核心优势。　　上海银行副行长胡德斌表示，银行今后的竞争依托于技术对业务的支撑，同时也依托于金融科技对银行内部经营管理、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支撑。当前，银行业面临激烈的人才竞争，银行需进一步提升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保持人才的稳定性。　　“金融科技人才支持政策对金融业发展将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高峰表示，2021年11月，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有关部门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申请金融科技师（数字金融师）新职业。此前，中国银行业协会已联合深圳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院校，开办了多期金融科技师的线上和线下认证培训，累计有上万名在职人员参加了初级或中级培训。　　人才缺口较大　　“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仍十分旺盛，约96.80%的参与调查机构认为2021年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存在缺口。”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罗丽媛说，“从招聘渠道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渠道是应届生校园招聘，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入职人员在金融科技技能经验方面不足。在政策层面，一些城市金融科技人才支持政策的满意度较低，在支持力度、配套措施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财经研究中心主任陈波认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金融机构科技人才的缺口还非常大。金融行业从业人员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需重点关注，可以设计一套针对战略性人才、架构师、产品经理的培养体系。　　《我国主要城市金融科技人才发展HOPE指数》显示，当前我国城市金融科技人才水平呈现梯队式与特色化发展，长三角地区金融科技人才聚集效应明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人才多极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带动西部金融科技人才汇聚，但同时，我国城市金融科技人才发展存在人才基础薄弱、产业发展滞后、政策支持不够、发展环境受限四个方面的问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表示，金融科技层面投入要素包括技术与数据、人、制度环境以及客户场景等基于金融科技特色的驱动力。在当前纷繁复杂的金融科技研究中，我们迫切需要把人才挖掘出来，从人才角度推动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并真正促使金融科技人才成为一个规范高效的核心要素，服务于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创新和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打造金融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对于如何加强金融科技人才培养，高峰提出，应坚持产、教、学、研多方交叉融合，打造金融科技人才培训体系，同时建立一套科学的金融科技人才能力评估体系。　　杨涛认为，需推动金融科技人才的标准、教育、培训体系建设，使之成为一个规范、高效的核心生产要素，服务于经济金融变革。　　胡德斌表示，银行业协会还需组织同业、相关研究和培训机构建立一套金融科技课程体系及金融科技人才评价认证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宋鹭提出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夯实人才基础，将人才基础优势进行多维度转化，引入人才教育和培训资源；二是推动产业集聚，优化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方向，金融与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三是弥补政策短板，因地制宜发挥人才政策比较优势，推动政策落地和可执行；四是优化发展环境，发挥人才环境与产业环境耦合效应，差异化提升城市吸引力。　　罗丽媛建议，拓展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科技人才的招聘途径，通过各类培训提升现有从业人员金融科技技能和应用能力；高等院校完善金融科技课程、培养方案的设计，为社会培养并输送高素质的金融科技人才；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金融科技人才支持政策，推动建立城市金融科技人才评价体系；行业组织进一步完善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培养体系，推动金融科技师技能培养与资格认证。

随着资管新规结束三年过渡期，于2022年1月正式落地，券商资管高层人员调整的速度明显加快，“临门换帅”主动适应新变化。　　据记者不完全梳理，近半年已有16名券商资管高层人员发生变动，券商资管正有意“调兵遣将”，引入投研人才加强主动管理能力。　　目前而言，高层人员发生变动较多的有渤海汇金、广发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均有2名或以上资管高层变动，此外还有国泰君安、中银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等。　　半年内16名券商资管高层变动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资管新规正式落地，打破刚兑、规范资金池模式、遏制通道业务效果逐渐显现，行业生态新格局进一步重塑，资管业务已成为券商行业市场争夺的新焦点。各大券商积极布局资管子公司和公募基金子公司，努力提升主动投资和资产管理能力。　　尤其进入资管新规元年后，券商主动管理能力愈加重要，为拓展公募业务，不少券商资管都在引进优秀的投研人才。去年以来，多家券商资管引进顶流研究人士加盟，招揽优秀投资经理，从内外部不断调兵遣将增加自身投研实力，意在进一步发力资管业务，也显示出券商资管打造主动管理能力的决心。　　1月12日，渤海汇金资管公司发布公告称，决定将渤海证券派驻公司的董事徐海军变更为方超。资料显示，方超曾担任渤海证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副总裁。　　渤海汇金资管公司近期高层变动较为频繁。2021年12月31日，渤海汇金副总经理王琦因工作调整离任，同时魏文婷出任渤海汇金基金总经理助理。资料显示，魏文婷曾担任渤海证券资产管理总部产品设计部经理、基金管理总部市场开发部经理等职务。　　1月11日，广发证券公告称，公司首席风险官孔维成由于工作变动辞职，不过仍继续担任子公司广发资管董事职务。更早之前，曾任广发证券总监、执行董事的秦力被调回广发资管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1月7日，国泰君安发公告称，公司副总裁谢乐斌分管国泰君安资管，兼任国泰君安资管党委书记，联系华安基金，不再分管投行事业部、战略客户部。此前谢乐斌被国泰君安正式聘为投行事业部总裁。值得一提的是，谢乐斌掌门国泰君安投行业务时，正值投行事业部改革持续推进。　　另一家近期资管业务高层变动较多的头部券商是招商证券。　　2021年11月初，原分管资管业务副总裁邓晓力，因年龄原因申请辞职，随后公司公开招聘一名负责资管业务的副总裁，至今尚未公布任职人选；而在2021年7月，招商证券资管公司提拔原本负责风险工作的肖凌担任首席风险官一职。　　除了从证券公司调兵遣将到资管子公司以外，从外部尤其是从公募基金吸收新鲜血液也成为一些券商资管的选择，比较明显的头部券商是华泰证券。　　2021年9月，华泰证券资管聘任了新总经理聂挺进。公开资料显示，聂挺进具备丰富的公募基金管理经验，曾供职于招商局国际、博时基金、浙商基金等机构；2021年12月，华泰证券资管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首席风险官调整为覃洁。相关履历显示，覃洁曾在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交银金融租赁公司、华泰证券工作。　　方正证券也较为青睐公募基金背景的高管。　　2021年11月，方正证券北京证券资管分公司聘任高贵鑫为总经理。履历显示，高贵鑫曾在华夏基金、国泰基金、大成基金担任高管职务，2020年1月加入渤海银行担任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　　顶流的研究人员也成为券商资管招揽的重点对象。　　2021年9月，东方证券发布公告称，东证资管聘任胡雅丽为副总经理、联席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公开资料显示，胡雅丽曾任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分析师、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分析师(MD)、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　　“近期券商资管高层流动可能与资管新规的实施有关，不少资管行业过去的玩法和产品无法继续，需要新产品和新的经营思路，中高层换血是必然的。”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告诉记者。他以香港金融机构做对比，指出当前国内资管行业起步较晚，监管体系有待完善，产品较单一，而且国内客户对待资管的态度也需要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琢磨金融研究院院长姚杨向记者分析，“资管行业无论是券商资管还是公募基金，本身是智力密集型行业，各家公司业绩、业务拓展的好坏，都高度依赖于专业人士的水平和产出。相对国有银行而言，券商和基金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个人表现、公司业绩和市场定价相对更加公允透明，所以优秀人才更容易被同业关注并追捧，平庸的人员也会面临市场的逆向淘汰。正常的高管变更和流动也成为常态。”　　券商鏖战公募业务　　众多资管高管变动的背后，是券商资管业务竞争态势的改变。　　伴随着券商资管大集合产品改造的持续推进，券商资管公募业务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在早已是红海的公募基金业务上，券商资管面临不小的压力。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在纳入排名统计的内地149家持有公募牌照的各类机构中，券商资管子公司有8家，券商有6家，占比约为9.4%。换而言之，券商资管公募阵营已经逐渐形成一定规模。　　不过，在这个阵营中，一众券商的实力分化明显。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底，券商资管公募业务中，东证资管以2541.4亿元的资产管理规模仍然位居榜首，中银证券和财通资管则都是以超过千亿元的资管规模紧随其后。而规模最小的国都证券三季度末总资产净值仅有0.97亿元。　　就业绩表现来看，与经纪业务、投行业务相比，券商整体资管业务收入增速在加快。2021年前三季度券商资管业务手续费净收入为349亿元，同比增长24.58%，收入占比从2020年同期的16%上升至18%。　　但券商资管目前头部效应依旧明显。数据显示，中信证券、广发证券前三季度实现资管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分别为85.79亿元、73.51亿元，仅这两家公司就已经占到了全部41家上市券商资管业务收入的45%。　　此外，有4家券商前三季度资管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在30亿元至10亿元之间，从高到低依次为东方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国泰君安证券，而这几家券商最近半年均有高层人事变动。　　事实上，即便是资管业务位居前列的头部券商，在公募业务上仍旧要面临巨大的挑战，这或也是“临门换帅”的原因之一。　　姚杨指出，在大资管领域当中，相比于银行理财业务，券商资管业务的权益基因更强，在以股票为主的权益资产研究领域的积累更加扎实深厚。但和公募基金相比，券商资管过去较长时间当中是以“小集合”类别的为主，多为定向募集，在个人客户的感知和呈现上相对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发行的公募产品覆盖面相对较窄，在客户认知层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此外，对于部分券商而言，除了面对同行竞争外，或还有来自内部的竞争压力。　　目前对券商实行“一参一控一牌”政策，也就是说即便券商已经控股了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资管子公司仍可申请公募牌照。这就意味着，券商资管可能与旗下基金公司形成竞争关系。　　对此，瑞融资产首席研究员梁晓曼指出，“按照现在的监管思路，如果券商获批公募基金资格，同时控股基金公司，会存在同业竞争的问题。其实之前券商没有获得公募牌照之前，与控股的基金公司在私募资管计划也一直存在同业竞争。我们认为监管部门下一步可能会对此类同业竞争进行规范。”　　姚杨则表示，“在资管新规打破刚兑，叠加‘房住不炒’的挤出效应下，无论是券商资管子公司，还是券商旗下基金公司，只要练好内功、做好业绩、行稳致远，内部的竞争无足挂齿，共同为市场提供长期优质回报的权益或者‘固收+’产品，才是各自发展的星辰大海。”　　不过，尽管在公募业务上面临着不少挑战和竞争，但没有一家券商会放弃这一增量巨大的市场。只不过各家券商或许有不同的打法。　　通过总结美国投行资管业务发展的经验，粤开证券分析师李兴认为，对于综合实力较强的头部券商而言，可以借鉴美林和高盛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逐步丰富自身资管产品种类，满足不同客户资产管理需求；而对于大量中小券商而言，可以参考嘉信理财从折扣经纪商向综合金融服务商转型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特点和外部资源，集中力量深耕部分领域，通过特色资管产品打造品牌优势。

坚持稳字当头，切实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为主线，深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突出“稳增长”，不断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统筹开放和安全，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平稳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处置；深化放管结合，加快推进监管转型；持续加强资本市场法治供给，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国证监会2022年系统工作会议17号召开。会议总结2021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了2022年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点工作。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作了题为《坚持稳字当头 深化改革攻坚 奋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工作报告。　　会议认为，2021年资本市场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针对2022年的资本市场改革，会议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把稳增长、防风险放到突出位置，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会议提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要统筹好“稳”与“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统筹好当前和长远、统筹好全局与细节，着重做好七方面重点工作，包括：　　坚持稳字当头，切实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为主线，深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突出“稳增长”，不断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统筹开放和安全，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平稳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处置；深化放管结合，加快推进监管转型；持续加强资本市场法治供给，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要点一　　资本市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全面注册制条件逐步具备　　会议提出，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证监会系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抓改革、防风险、强监管、促稳定，全面提升证监会系统党的建设质量，资本市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这些成效具体体现在：资本市场强化多层次股权和债券、期货市场功能发挥，股债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要素资源加速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服务实体经济实现量质双升；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向纵深推进，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条件逐步具备，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迈出重要步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取得积极成效，高风险公司持续压降，常态化退市机制加速形成；专业机构投资力量持续壮大，市场资金结构、投资者结构明显改善；债券违约、私募基金等重点领域风险继续收敛，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国际监管合作取得新进展；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坚决查处了一批市场影响恶劣的大要案，首例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康美案”判决落地，“零容忍”震慑更加彰显，市场生态持续优化。　　2021年，我国资本市场总体保持稳定运行，直接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发挥，以注册制改革为牵引的全面深改蹄疾步稳。市场人士认为，经过“十四五”开局年稳扎稳打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更加完备，多层次市场体系渐趋成熟，正以更强的动力，朝着“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体目标坚定迈进。　　要点二　　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　　须坚持“四个必须”　　会议提出，在改革发展监管实践中，证监会系统进一步深化了对做好资本市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并总结出“四个必须”，即：　　必须坚持政治引领，进一步加强党对资本市场的全面领导，确保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方向正确、行稳致远；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主动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政策协同和信息共享，发挥好各方合力；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用改革的思路来破解发展难题、稳定市场预期，激活市场发展动力和内生稳定机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既体现成熟市场一般发展规律，更要契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专家认为，“四个必须”既是过去30多年资本市场通过改革发展探索出的珍贵实践，也是下一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经验。　　建设好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需要加快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强化统筹协调，既要尊重资本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尊重国际最佳实践，也要体现中国特色、体现我国市场当前的发展阶段特征，体现对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坚定不移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要点三　　今年资本市场改革　　将做好“四个统筹”　　会议认为，当前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更加积极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备坚实基础。　　会议要求，证监会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自信，牢牢把握工作主动，做好“四个统筹”：　　一是统筹好“稳”与“进”，突出市场稳、政策稳、预期稳，努力在改革、开放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体现“进”。二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巩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成效，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三是统筹好当前和长远，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努力做好当下正在做的事，同时强化对资本市场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思考，进一步打基础、利长远。四是统筹好全局与细节，自觉从经济社会全局出发研究问题、谋划工作，高度重视政策措施执行的细节，办一件、成一件。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表示，在“稳”与“进”方面，要打牢基础，尽量做到基础制度完善、全面、清晰、公平、公正；在发展与安全方面，要正确认识资本市场客观存在的风险，设计相应的机制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对冲风险，减少损失；在当前和长远方面，要尊重资本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国际市场的成熟经验，制定短期政策时为长期政策预留空间；在全局与细节方面，应当注重衔接，制定政策的同时，要考虑到操作层面的细节。　　要点四　　坚持稳字当头 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促进投融资总体平衡　　此次会议强调，要坚持稳字当头，切实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宏观研判和政策协调，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稳步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投融资总体平衡和协同发展；健全资本市场预期引导机制，为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环境。　　证监会主要负责人表示，2022年，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证监会将把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找准定位，科学把握“稳”与“进”的关系，努力实现“三稳三进”。　　权威人士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维护市场稳定运行，首先需要加强宏观研判，密切关注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加强关联因素分析，将政策工具箱和预案措施准备得更扎实一些。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监测监管机制和风险应对预案，稳定外资信心和市场预期，切实防范外资大进大出风险。　　就“促进投融资总体平衡和协同发展”，该人士认为，只有投融资两端保持动态总量均衡，市场稳定发展才可持续。应当抓紧出台公募基金管理人监管办法，引入更多优质资管机构，着力强化投研专业能力建设，稳步扩大权益类基金供给。同时，应进一步强化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推动社保、保险、各种财富管理、理财等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推动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政策尽快落地。　　要点五　　以全面注册制为主线　　推进资本市场深改　　会议提出，要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为主线，深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　　具体而言，要坚持注册制改革“三原则”，下足“绣花”功夫做实做细思想、业务、廉政各项准备；进一步完善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安排，突出主板改革这个重中之重，加快推进发行监管转型，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增强各方合力，推动形成有利于全面实行注册制的良好市场生态，确保改革平稳落地。同时，要统筹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同步推进基础制度改革和证监会系统自身建设，将资本市场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全面实施注册制是2022年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头号工程。广发证券副总经理辛治运认为，注册制分步骤推行两年多来，总体取得良好成效，制度实施有效，注册制理念在资本市场深入人心。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逐步具备全面实行注册制的条件。　　首先，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对注册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为注册制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次，科创板注册制、创业板注册制和北交所注册制试点，为全市场实施注册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者，注册制的基础制度体系已经建立，与注册制有关的法规、制度和流程等基本成熟，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创新；最后，中介机构逐步建立了与注册制相适应的执业理念和专业能力，能够不断提升执业质量。　　要点六　　突出“稳增长”　　继续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　　会议指出，要突出“稳增长”，不断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积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找准资本市场定位和发力点，研究出台更多有利于稳增长、稳预期的政策措施。继续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坚守科创板“硬科技”定位，建设好创业板，办好北京证券交易所，规范发展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推动拓宽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范围。引导上市公司聚焦主业做优做强，继续稳妥推动风险类公司出清，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晴雨表”功能。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继续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建立稳定的预期的基础，二级市场的财富效应只有传递到一级市场，才能真正把资源供应到实体经济中去。　　申万宏源研究所首席分析师刘靖认为，突出“稳增长”，既要求发挥好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平稳发展；又要求稳定资本市场政策预期，坚守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差异化定位，推动风险类公司出清，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还要求持续提升监管水平，给投资人创造稳定的投资环境。　　要点七　　坚定不移推进　　资本市场制度型双向开放　　会议指出，要统筹开放和安全，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市场、机构和产品高水平双向开放，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创造条件推动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加快推进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政策落地，继续坚定、有序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依法依规境外上市。持续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认为，建设一个全球化、市场化、有活力的资本市场，需要坚定开放力度，有效引进中长期外资，同时支持国内企业在守法合规的前提下“走出去”。　　他指出，近年，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层面不断完善和加大开放力度、同时加大监管能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比如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审计监管交流、提高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加大境内外交易所的互联互通等，这些举措为中国证券市场进一步活跃发展提供了动力。“我国资本市场对全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吸引力明显提升，这也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陈雳说。　　要点八　　健全加强资本规范引导的制度机制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会议指出，促进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平稳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处置。坚持法治思维，推动监管关口前移，与相关方面共同建立健全加强资本规范引导的制度机制，坚持对特定敏感领域融资并购活动从严监管，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坚持标本兼治，稳妥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债券违约处置机制。稳步推进私募基金风险分类整治。深入开展“伪私募”“伪金交所”整治，加强分工协作，消除监管真空。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资本无序扩张会形成寡头效应，并带来市场垄断。资本寡头和追随它的资本资金相互抱团、相互跟投，借助并购重组等金融手段，本质是形成马太效应、强者越强，通过排他性影响市场的充分竞争和均衡发展。　　“目前，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已受到监管重视。需警惕某些特定领域出现‘玩资本、玩股权、玩杠杆’的游戏，要从源头遏制，加强事前、事中的监管。”董登新说。　　在陈雳看来，利用好资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一是可以结合市场发展，优化监管机制，对新型金融产品与金融机构及时、高效地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二是要构建更高水平的有效资本市场，使其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和服务更加到位，三是加大资本市场融资服务力度，解决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困难。　　要点九　　深化放管结合　　加快推进监管转型　　会议提出，要适应注册制等重大改革带来的深刻变化，坚持问题导向，加快公司监管、机构监管、稽查处罚全方位职能转变，科学把握“放”与“管”的平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突出扶优限劣鲜明导向，大力提升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改进监管服务，提高资本市场治理效能。　　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表示，“放”是资本市场趋于成熟的必要条件。在上市环节，应该全面推广注册制，建立丰富的上市标准，并建立公开公平透明的定价机制，让更多的企业获得融资发展的机会。在再融资环节，应该继续扩大小额再融资的覆盖范围，简化审核程序等，提高融资效率。在退市环节，应该丰富股价、市值、交易活跃度等市场类指标在退市中的作用，建立灵活的转让系统与转板退市机制，完善资本市场层次化服务功能与提高主动退市比例。　　他认为，“放”并不意味着“零监管”。首先，应当严管信息披露，多方位健全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的覆盖面和质量。引导中介机构正确理解和把握注册制的内涵，履行注册制市场中最重要的“看门人”职责，与公司共建规范化、常态化、严格化的信息披露准则。其次，要严管违规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压实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利益相关个人的责任，加大对以上主体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应完善代表人诉讼、先行赔付等制度，保证投资者切实获得赔偿。最后，应当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合理运用大数据、数字化工具提高监管的精准度和及时性。　　要点十　　持续加强法治供给　　完善投保制度体系　　会议提出，要持续加强资本市场法治供给，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期货和衍生品法、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立法。系统梳理监管法规，化繁为简，提升体系性和透明度。发挥好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等机制作用，强化行刑衔接，进一步增强执法震慑。扎实推进代表人诉讼常态化开展，持续完善投保制度体系。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没有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和信心，就没有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兴旺发达。加强法治化发展水平、持续加强投资者保护，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课题，也是注册制改革的基础。　　近年来，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建立健全适应注册制改革的投资者保护基础制度体系，推动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业内人士评价，我国市场维持“零容忍”严打态势，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水平不断提升，投资者“获得感”不断增强。下一步，仍需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作为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推进代表人诉讼常态化，不断完善适当性管理、公开征集股东权利、纠纷在线诉调对接等各项投资者保护制度，切实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在银保监会召开的2022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吴富林，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江，中国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付万军介绍了金融服务绿色发展、小微企业与乡村振兴的举措。　　发展绿色金融　　“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出口银行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发展，助推实体经济绿色发展。”吴富林表示，进出口银行将绿色发展理念写入“十四五”规划，提出绿色金融投放超5000亿元的目标。　　吴富林介绍，2021年，进出口银行创设了可用于支持企业绿色化改造和企业研发创新的信贷产品，实现对生产制造过程清洁化、能源利用低碳化、资源使用高效化等绿色发展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精准支持；出台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高效清洁利用专项再贷款的管理制度，夯实绿色金融政策保障；对绿色信贷设定专项考核，给予FTP价格优惠政策和差异化的资本配置政策，持续优化信贷资产结构。　　同时，进出口银行重点支持核电、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领域建设；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升级，构建绿色产业链供应链；积极支持绿色贸易，服务绿色企业走出去和产品进出口。严格控制“两高”项目融资，精准支持其中的煤炭清洁利用和安全保供等领域，截至2021年12月末，绿色信贷余额超3400亿元，同比增长15%以上。　　王江表示，建设银行成立了“中国建设银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服务碳达峰、碳中和二十条行动计划，以及2022—2025年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规划。发行全球首笔基于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告——气候变化减缓》的绿色债券，2021年承销绿色债券25笔，发行规模285.5亿，发布了“建行-万得绿色ESG债券发行指数”，绿色债券增量、增速均创历史新高。2021年，银保监会口径的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95万亿，增速45.67%，创历史新高。　　“光大银行积极助力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信贷业务进一步向低碳产业倾斜，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到2021年末，光大银行绿色贷款比年初增长20%。”付万军说。　　深耕普惠金融　　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吴富林表示，2021年，进出口银行以转贷款为主渠道实现全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新增231.61亿元，同比增长23.7%，服务小微企业7万户。聚焦主责主业，创新业务模式，“电商贷”、风险共担转贷款等政策性外贸小微企业专项贷款业务成功落地。　　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江表示，建设银行加大信用贷款的投放，为市场主体纾困解忧。截至2021年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87万亿元，较年初新增4499.4亿元，增速31.6%；普惠金融贷款客户193.7万户，较年初新增24.1万户。“建行惠懂你”访问量1.52亿次，下载量超过1900万次，认证企业超过630万家。　　“截至到去年11月末，建行累计为超过440万客户提供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超2万亿元；累计为33.7万户普惠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延期支持，贷款金额达2821亿元。在2020年减费让利1100亿元的基础上，2021年减费让利接近700亿元，两年接近2000亿元，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王江表示。　　“光大银行统筹全行信贷资源，单列普惠金融贷款专项额度，充实项目储备，优先保障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到2021年末，光大银行普惠贷款余额2370亿元，比年初增长27%，新投放普惠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36BP。”中国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付万军表示，2021年，“光大云缴费”累计接入便民缴费项目超过12000项，服务活跃用户超过5.6亿，缴费金额超过5000亿元。　　助力乡村振兴　　“建设银行打造乡村振兴‘1211’模式，即一个‘裕农通’乡村综合服务平台、两大涉农信贷产品包、一系列涉农专业化生态场景、一套乡村金融数字化风控系统，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田间地头。”王江表示。　　据了解，目前“裕农通”服务网点覆盖全国80%的乡村，广大农民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存贷汇缴投等金融服务；搭建内蒙古奶业、山东寿光蔬菜、江西赣州脐橙、湖北潜江小龙虾等一系列特色产业链金融服务体系，支持农业全产业发展，有效带动农户致富增收。截至2021年11月末，涉农信贷余额超2.4万亿元，较年初新增3606亿元。　　付万军介绍，光大银行发布《乡村振兴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加大对涉农领域的金融服务支持力度。据统计统计，截至2021年末，光大银行涉农贷款余额3902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比年初增长29%。发挥“光大购精彩”数字化平台优势，推动“产业帮扶+消费帮扶+联合帮扶+金融帮扶”。截至2021年末，“光大购精彩”平台共帮扶19个省107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企业116家，上线助农商品近700款，累计销售203万件、1.33亿元。　　光大银行还向“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即“832平台”，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到2021年末，光大银行通过支付结算服务支持“832平台”累计销售超195亿元，平台带动200余万农户增产增收，助力政府采购政策在乡村振兴领域落地实施。　　“进出口银行则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大产业帮扶力度，加大捐赠资金投入，选派挂职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全力助推共同富裕。”吴富林表示。

公募基金产品注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近日，监管机构下发了题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 进一步优化公募基金产品注册机制》的机构监管情况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内容显示，按照“依法、高效、透明、分类管理”的基本原则，自2022年1月1日起，进一步优化常规基金产品注册机制，提高审查效率。　　“公募基金常规产品分类注册已经运行两年，产品审批节奏步步加快，监管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公募基金行业供给侧改革。”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常规产品审批提速后，产品创新会成为公募基金管理人寻求差异化发展的着力点，公募基金公司会在产品创新上付诸更多的精力。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创新产品更有助于公募基金管理人响应动态变化的市场需求，抓住市场机遇，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公募基金行业活力进一步提升。　　支持行业机构加大优质产品供给　　《通报》表示，为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要求，推动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进一步优化了公募基金产品注册机制，持续提升注册效率，支持行业机构加大优质产品供给。　　具体来看，一是纳入快速注册机制的常规混合类、债券类基金产品，注册期限由原则上不超过20天缩短至15天；二是未纳入快速注册机制的常规主动权益类、被动权益类(宽基)、 混合类、债券类基金产品，注册期限由原则上不超过30天、 30天、45天、45天缩短至20天、20天、35天、35天。　　记者了解到，监管机构曾在2019年10月进一步优化公募基金产品注册机制，公募基金常规产品分类注册机制正式实施，快速注册和常规注册两类差异化流程启动并行施行；2020年7月下发《进一步优化公募基金产品注册机制》通报，公募基金产品注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家沪上公募基金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当下公募基金产品申报，快速和常规注册的产品审批时效已经较快，管理人可以更好地根据自身的规划和需求安排产品上报。他表示，在中小公募基金公司产品线尚未齐全、产品数目较少、产品供给处于竞争劣势的背景下，此次产品审批进一步加速，中小公募基金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布局产品的需求，进一步补足、丰富产品线，有利于中小公募基金公司加快追赶行业头部，缩小差距，满足客户全方位财富管理需求并增强自身抵御市场周期波动的能力。　　不过，也有机构表示，《通报》的影响并不太大。“2021年公募基金产品发行速度已经比较快了，另外，对于一些中小型公募基金公司来说，实际的发行速度还要受机构发行能力等因素的制约。”该机构负责人表示。　　事中事后监管将进一步加强　　除了优化常规基金产品注册机制之外，《通报》还强调了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力保障产品注册质量。《通报》表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将加大产品申报质量监管力度，确保公募基金产品注册机制平稳有序运行。一旦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承诺、故意隐瞒创新属性等问题，立即停止相关基金管理人适用快速注册机制，依法严肃问责相关机构和个人。　　具体要求上，一是基金管理人应严把申请材料质量关，对申请材料齐备性，真实、准确、完整性， 合法合规性，风险揭示充分性承诺负责；二是基金管理人应始终坚持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优化产品设计，充分评估产品申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切实加大高质量产品供给，更好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和实体经济金融需求；三是基金托管人应加强对申请材料的复核把关，切实承担共同受托责任。　　近年来，在提高产品注册效率的同时，监管机构进一步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压实机构合规风控主体责任。数据显示，2020年有27家公募基金公司被监管处罚或谈话，原因涵盖公司治理不健全，风控管理工作存在疏漏、内部监控不健全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基金公司在投资决策合规管控方面存在缺失。记者查询到，深圳证监局2021年8月11日公开发布的2021年第5期《证券期货机构监管通讯》提及“基金公司投资研究合规风险”，部分基金公司“投资集中度管控粗放，公司未根据股票库类别赋予基金经理差异化的股票投资比例权限；对基金经理投资于单只股票的比例上限均设置为9.5%，极易引发投资集中度过高的风险。”深圳证监局表示，个别公司亟待进一步提升合规管控水平和能力，切实加强投资交易管控，牢牢守住合规底线。　　创新产品供给推动公募基金行业优胜劣汰　　近年来，公募基金产品发行速度不断加快。数据显示，在2019年公募基金审批采取了“快速注册制”之后，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分别成立新基金达到1007只、1377只、1898只，远超过此前行业年度发行新基金数量。　　与此同时，公募基金产品创新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行业产品创新节奏十分迅猛。从公募基金REITs到FOF-LOF，从同业存单指数基金到碳中和主题基金、北交所主题基金以及一系列投资于细分领域的公募基金产品，接踵而至。　　创新产品也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从投资者申购公募基金REITs的热度上可见一斑。1月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正式发布的2020年度《全国公募基金市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投资者中有近九成表示比较关注创新型基金，如碳中和、公募REITs、养老目标基金、科创板主题基金等，仅有10.6%的投资者表示目前不关注。　　目前，公募基金已成为居民理财、养老金融服务的中坚力量，产品创新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公募基金产品的创新，满足了居民对于财富管理的需求；反过来，我国已经进入小康阶段，公众对于财富管理的需求，进一步助推了公募基金行业产品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公募基金行业产品创新能够更好的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和新的变化。对于公募基金行业来说，重要的是寻找市场上合适的投资标的，分散风险，平滑收益，实现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　　在发行节奏加快和产品不断创新的同时，公募基金行业优胜劣汰也逐渐常态化。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三年间，清盘基金数量逐年上升，分别为132只、173只、249只。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近几年公募基金产品注册机制不断优化，基金清盘退市逐渐常态化，在这两道“闸门”共同作用下，公募基金行业优胜劣汰步伐加快，生态更加完善和健康。

如何更好地响应国家关于“双碳”目标的建设，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支持绿色金融发展，贯穿2021年资本市场全年工作。这一年中，绿色债券规模持续增长，创新产品层出不穷，绿色债券指数密集发布；绿色企业直接融资更加高效，绿色股票指数及碳金融产品种类持续丰富，企业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水平逐步提升。　　日前，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随附《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我国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也为资本市场下一步更好服务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提纲挈领，指明方向。　　地方是落实我国“双碳”目标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投融资则是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看来，为解决因气候资金供需矛盾而制约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和国家目标任务落实的突出问题，亟须加快构建以气候目标为导向的投融资政策体系，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主体作用，激励和动员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注入全新动力。　　气候投融资资金供需矛盾突出　　《方案》指出，“气候资金需求和供给矛盾普遍突出”，在兴业研究首席绿色金融分析师钱立华看来，这正是当前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亟待破解的主要矛盾之一。　　根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测算，要实现2℃目标导向转型路径，我国在2020年至2050年间的总投资需求将达到127.24万亿元。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测算，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规模将达约139万亿元，年均约为3.5万亿元。不同机构间的测算结果虽不完全一致，但大体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实现“双碳”目标，未来30年至40年间，将面临上百万亿元的资金需求。　　而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2021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6.98万亿元和2.91万亿元，环比分别上升2.8%和12.8%。绿色债券方面，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年内我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为4000亿元，其中包含了今年2月份新推出的约1890亿元的碳中和债。　　《方案》明确了对气候投融资的支持范围主要包括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两个方面。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如果对上述资金投向进一步细化剥离，其中必然有符合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投资情况。但据此推算，与前述每年超3万亿元的新增投资需求相比差距明显。　　在分析人士看来，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气候投融资活动，是通过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着力解决气候资金供需失衡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措施，必须依靠市场机制有效撬动，如发展股权投资、丰富债券创新品种等。此外，不仅是数量上的不匹配，在支持行业上，投融资结构也存在明显不平衡。　　为此，《方案》提出，“出台地方性配套激励措施，引导各类投资和社会资本精准配置气候投融资标的”。施懿宸表示，随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顶层设计与实施细则不断完善，未来气候投融资有很大发展空间。　　创新金融产品 完善全国碳市场　　从我国当前绿色金融产品情况来看，不论是数量还是创新性，绿色贷款均占据绝对优势。绿色股权投资、绿色债券投资、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基金等方面，虽然也在持续探索丰富创新品种，如碳中和债，但相对而言体量偏小。今年7月份，全国碳市场启动上线交易，为碳金融服务进一步打开空间。　　此次发布的《方案》提出，“有序发展碳金融。指导试点地方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研究和推动碳金融产品的开发与对接，进一步激发碳市场交易活力”“强化模式和工具创新。鼓励试点地方各类金融机构创新气候友好型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有效金融支持”。　　在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看来，《方案》提及的碳金融体系创新，主要是指与全国碳市场相关的金融产品创新。“《方案》中提及的碳基金、碳资产质押贷款、碳保险等碳金融服务目前均已在推进，除此以外，还可以扩大碳金融的范畴。”郭沛源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从广义上讲，将气候因素纳入金融产品的考量中，都可以认为是碳金融，比如债券市场中的碳中和债以及人民银行近期推出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等，这些领域均存在较大创新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与金融创新相对应的是风险防范，特别是“漂绿风险”，即把不低碳的资产包装为低碳资产所引发的财务和品牌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部分地区低碳管理体制建设相对滞后，导致碳金融制度创新难以开展，金融机构熟悉绿色金融、气候投融资、ESG等相关政策和产品设计运营的专业人才还比较缺乏，因此难以对气候投融资提供有力保障。　　“强化模式和工具创新，应深入推进与推广全国以及地方绿色金融发展中模式创新的成功案例。”在蓝虹看来，创新气候投融资工具的设计与应用，需从更易于投融资落地、解决实际出现的各类问题出发，发挥工具的风险防范作用，更好推动气候投融资发展。　　加强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地方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良好的应用是先决条件。　　《方案》提出，强化碳核算与信息披露。在蓝虹看来，应以低碳标准体系和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基础，构建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明确减缓气候变化项目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气候投融资项目的具体目录，标准制定和项目认定应逐步与国际标准兼容。　　施懿宸表示，除逐步出台更详细的标准与目录，对气候投融资形成更直观的引导外，还要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通过加强行业合作的方式，打破气候投融资领域的行业壁垒。同时，对于目前缺乏充分市场化基础的项目，要统筹发挥政府与市场双向作用，通过政府引导、共建风险保障机制等方式，进行先行先试，再逐步推广。　　对此，《方案》提出，建设国家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在钱立华看来，建立气候投融资对接平台与项目库，可以有效解决企业气候投融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助于产融对接与合作。据蓝虹介绍，目前部分地方政府以及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包括重庆、深圳、衢州等地，运用科技手段建设绿色金融产融对接平台与绿色项目库，已取得了积极成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强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一个重要部分。在郭沛源看来，碳排放数据是金融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基础设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完善碳排放信息披露和绿色金融评价、加强气候风险管理等政策落地均需要一定的数据支撑。”郭沛源表示，目前信息披露和数据可获得都不够，未来，应进一步加大碳排放数据测算和供给。

12月29日，国办发布了《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加强信用信息共享整合，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将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最急需的纳税、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纳等37项信息纳入共享范围，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　　近来，为畅通中小微企业资金链，“降准”“降息”等政策已接连出台，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明年政策利好仍将持续释放，包括继续实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安排中小企业纾困资金等。业内专家表示，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在延续前期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应更多推动金融体系能力建设，建立“敢贷、愿贷、能贷、会贷”机制，推动更多融资方式创新，降低中小微企业经营负担。　　打通堵点 提高贷款可得性　　深圳市源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驰科技”）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研发“烧钱”的问题。日前，源驰科技需要一笔资金用于技术攻坚，考虑到传统融资渠道贷款申请要经历漫长的周期和复杂的手续，公司选择了线上化、便捷度高、不用抵质押的微众银行“微业贷”科创贷款。　　“我们很快就收到了贷款审批通过的通知，不仅额度大，放款到账的速度也非常迅速，更不需要跑银行，手机点点就能操作。”源驰科技创始人罗兴怀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近年来银行依托金融科技实力，帮助中小企业缓解了融资难题，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了很多支持。　　中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便利度不断提高，离不开背后信息技术的加快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辰昕29日表示，随着信用信息广泛共享和大数据技术深入应用，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为缓解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提供了信用方案。但也要看到，目前的信用信息共享应用情况，与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包括部分部门和行业数据难以获取，以及信息获取成本较高等问题。　　针对这些堵点和痛点，《实施方案》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应用，推动进一步缓解中小微企业缺乏有效抵质押资产、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加强信用信息共享整合。支持银行、保险、担保、信用服务等机构接入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同时，深化信用信息开发利用。完善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精准画像。　　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在加速推进，在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赵辰昕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银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广以信息充分共享和大数据开发应用为特征的“信易贷”模式，深化“银企互动”“银商合作”等相关机制。截至目前，通过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累计发放信用贷款大概1.65万亿元。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任涛表示，金融是实体经济运行的血脉，对于畅通中小微企业资金链具有关键作用。加速构建社会信用体系，营造有利于中小微企业融资的良好外部环境，将助力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量增、面扩、价降。　　政策加力 多路资金“活水”涌入　　实际上，针对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近期一系列政策已加快部署，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央行在12月6日“降准”释放万亿长期资金后，20日宣布“降息”，1年期LPR下调5个基点，进一步释放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信号。银保监会在信贷投放方面，要求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户数实现“两增”。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证监会也多次提出，引导资金加大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重点领域支持力度。　　在中央部委发力的同时，地方层面也密集展开部署，给予企业“真金白银”的支持。郑州发布《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小微企业贷款基础资产由单户100万元及以下放宽至500万元及以下。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发布科技创新型中小微企业“育英计划”，入库企业将可获得北京市会同全国股转系统、北交所为企业提供的挂牌、上市专项服务。　　政策组合拳下，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正加快回暖。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负责人毛红军介绍，截至2021年11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9.45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1000万元及以下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8.73万亿元，同比增速24.13%，比各项贷款增速高12.79个百分点。　　另外，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9日，A股中小企业数量达1462家，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今年以来，共有287家中小企业上市，同比增加34%。　　更多融资支持政策将落地　　“从今年我们企业贷款情况看，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利率跟去年比确实进一步下降，贷款可获得性也明显提升，但是因为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还有考虑到疫情后续影响仍在等因素，企业未来运行情况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希望融资方面的支持明年也能够延续。”重庆一主营能源清洁改造的小微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诚如广大中小微企业所期盼的，明年更多支持政策将继续扎实推进。　　毛红军透露，银保监会下一步将从四方面发力，包括继续保持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总量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银行增加小微企业首贷、信用贷、续贷、中长期贷款，提升首贷、信用贷占比；运用监管评价的“指挥棒”，督促银行对照评价标准查漏补缺，落实好资源配置、绩效考核、尽职免责等制度要求，加强产品和模式创新；深化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为，在延续前期扶持政策的基础上，相应监管政策可以考虑推动商业性机构平衡好小微企业贷款定价和风险的关系，平衡好小微企业平均生命周期较短和中长期贷款投放的关系，同时进一步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高客户获取效率、风险控制水平和客户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

2021年即将结束，资管新规过渡期进入“倒计时”。　　2021年，银行理财市场迎来巨变：加速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压降不符合新规的“老产品”。巨变之下，绝大部分银行机构可以如期完成整改任务，还有少数银行在“紧赶慢赶”中面临无法按时完成整改的压力。　　业界人士认为，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并不意味着行业转型步伐就此停止，而是再次站上新起点。对银行而言，眼下亟须考虑的问题是“转型过后银行理财业务该如何发展？”“理财产品如何吸引投资者？”同时，叠加理财产品估值法切换和现金管理类产品整改未到期等因素，2022年银行理财或将面临新挑战。　　银行理财净值化比例达86.56%　　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根据监管要求，资管新规过渡期原设定在2020年年底结束，后来延长至2021年年底。　　资管新规过渡期即将结束，而后开启的将是全面净值化时代。作为资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理财业务净值化转型也进入冲刺阶段。　　据银行理财登记中心发布的《2021年三季度理财市场数据分析》显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净值型产品规模占比为86.56%，较去年同期提高26.08个百分点。预计到过渡期结束时，净值型产品规模占比或超过90%，部分银行可完成全部净值化转型任务。　　目前，净值型理财产品已成为各家银行主流新发行产品。据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监测的数据显示，2021年11月份银行及理财公司发行的净值型理财产品数量为2746只，环比增长23.42%，同比增长19.81%。　　从转型进度来看，不同类型银行间存在明显分化。据普益标准数据显示，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三季度净值化表现均高于预期。截至三季度末，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净值化转型平均数分别为80.62%、83.18%和93.7%，分别环比增长为21.3%、14.08%和11.49%，增速明显高于二季度。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虽然目前来看银行理财净值化进程较为顺利，但仍有个别银行历史遗留问题较严重，比如新老产品之间过渡、投资者教育、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优势削弱等。　　业内人士预计，过渡期结束时，可能仍有10%左右的理财存量资产无法按时完成整改。据中国理财网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28日，目前市场在售的565款理财产品中，非净值型理财产品仍有27款。在目前市场上仍存续的31220款理财产品中仍有1801款属于非净值型理财产品，占比5.77%。　　对于存量产品，银保监会近期表示，将督促相关银行机构在总行层面建立专门台账，逐笔锁定细化方案，采取集中统一、单独统计、严格问责等管理措施。　　中央财经大学资深金融专家何晓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不能“一刀切”，因为此前发行的理财产品可能期限较长，还未到期，强制清零容易引发问题，所以仍需一个自然过渡的过程。而且资管新规过渡期并非要求强制清零，而是不断压降存量，促使其顺利完成净值化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资管新规出台后，银行通过设立理财子公司来促进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2021年三季度理财市场数据分析》显示，截至2021年9月末，理财公司共获批筹建29家，其中21家已正式开业，产品存续规模达13.69万亿元，较年中增长36.75%，同比增长2.75倍。随着理财业务转型与理财公司发展，理财公司市场份额占比稳步增加，达48.97%，成为理财市场绝对主体。　　目前，监管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但并非所有银行均符合设立条件，没有成立理财子公司的银行在理财产品发展上可能会受到部分限制。　　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目前要求来看，监管层正在引导银行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逐步回归信贷业务，回归本地业务。　　多位专家表示，随着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进入冲刺阶段，银行机构也面临更大压力和挑战。压力来源之一是部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尚未转移至理财子公司，特别是对于无法成立理财子公司的中小银行。此外，非净值型产品仍在银行理财子公司中占据一定比例。　　“未来理财子公司一是要注意母行产品质量的维护；二是要做好金融消费者相关的沟通与保护工作。”苏筱芮称。　　净值化转型仍存个别“顽疾”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虽然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稳步推进，但仍尚存个别“顽疾”，主要包括摊余成本法估值限制以及现金理财整改。　　此前，为了迎合消费者稳健的投资需求，不少银行借助“体外资产池”，采用成本法计量、减少净值波动，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变化对产品净值波动的影响，因此被市场称为“伪净值”产品。同时，其也成为一些银行或理财子公司“冲规模”的利器。上述行为则极易引发期限错配风险、流动性风险。为了管控其规模和经营模式，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多次发文推进理财产品优先使用市值法估值，加快理财转型进程。　　中信证券首席FICC分析师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绝大部分理财产品会如期完成整改目标，但不排除个别产品通过多层叠加逃避监管或者因整改压力过大而无法如期完成的可能性。对于这类个例，预计将按照相关规定纳入个案专项处置，直至全部清零。　　对此，明明建议，市场主体和监管部门要共同发力。一方面，商业银行及理财公司应主动依法合规展业，坚持公开、透明、净值化定位，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加强投资者教育；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要持续加强对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督指导，压实主体责任，推动规范转型。同时，不断完善监管规则体系，明确长期制度安排。　　由于现金管理类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限制相对较少，使得现金管理类产品的运作空间更大，同时叠加其高收益、高流动性的产品特性，而备受理财机构和投资者青睐，也一度成为银行净值化转型“冲规模”的利器。　　但为了促进理财业务规范转型，今年以来，规范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政策频出。监管拟要求相关银行理财子公司在今年年底前将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占产品总规模的比例压降至40%，到明年底下降到30%。　　明明表示，首先是投资范围较整改前有明显收窄，从部分产品披露的信息来看，目前配置端整改压力较大，有大量不合规资产需要处理调整；其次是投资受限带来收益率走低，使得现金理财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减弱，规模也出现了相应的缩减；三是理财不具备公募基金的免税优势，在其他监管要求对标货币基金的前提下，整体竞争力不及货基。　　在新监管政策下，投资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收益率下跌，与货币基金同场竞技，其比较优势或将不再。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现金管理类理财与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差距将逐步缩小，这将对银行现金管理类产品产生些许冲击。　　那么未来银行的理财产品又如何与货基竞争呢？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银行理财的客群已形成了稳健和保守的理财偏好，对银行的理财产品也有一定的认可度。因此，银行理财目前的核心产品依然是偏固定收益类和现金管理类产品，“固收+”产品以追求绝对收益为目标，主要投资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同时又配置风险资产及策略来增厚收益，因此，可能成为银行理财市场的主打产品。这也将成为未来银行与公募基金竞争的主要“利器”。　　银行理财业务面临新挑战　　随着过渡期临近结束，银行理财业务未来如何发展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展望未来，于百程认为，银行的净值型理财产品对于市场的波动将变得更加敏感，特别是配置权益类资产较多的净值型理财产品，其净值会随权益类市场波动而波动。因此，在稳健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提升中长期收益表现，将是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未来的发展趋势。　　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并不意味着彻底转化完成。但有些因素是长期的，例如投资者理念或意识的转换问题，因为投资者已经习惯原来的保本产品，要接受风险还需经历一个逐步的转变过程。　　何晓宇指出，净值化转型减轻了银行资产端的压力，但是客户服务压力增加，因为客户只认可固收产品，不认可净值化产品，因此，客户服务的难度加大。　　苏筱芮表示，对于投资者来说，银行打破刚性兑付已是必然的趋势。对于银行理财子公司来说，在提升投研与风控能力的同时，加强从获客到“活客”阶段的转变，亦是未来理财子公司要考虑的重要方向。　　“投资者在购买产品前要充分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秉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作出选择。”苏筱芮建议。　　“资管新规过渡期的结束对银行理财产品来说，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黄大智认为，未来商业银行要抓住自身的优势，比如广泛的客群和线下网点等基础。进一步做好传统产品与“固收+”产品的相结合，打造出更符合客户需求和更有针对性的特色产品，不断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客群的认可度。　　何晓宇也建议，对于银行机构来说，要启发银行人员开拓思路，金融服务业的机遇是要找到市场上新的需求。银行面临的挑战是开发新产品，在面临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可以考虑找寻高级理财产品进行代理等其他渠道。

2022年八大工作要点：一、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二、精准加大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三、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治理机制；四、坚持推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五、持续深化国际金融合作；六、不断深化金融改革；七、进一步优化外汇管理和服务；八、全面提升金融服务与管理水平。　　上海证券报记者12月27日获悉，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于当天上午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1年主要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2022年工作。　　会议圈定2022年人民银行工作的八大要点。关于货币政策，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金融系统继续向实体经济让利。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会议要求，2022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二是精准加大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三是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治理机制；四是坚持推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五是持续深化国际金融合作；六是不断深化金融改革；七是进一步优化外汇管理和服务；八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与管理水平。　　“此次会议涉及的货币政策方面，基本延续了货币政策委员会2021年第四季度例会的思路。”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考虑到明年经济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影响，国内货币政策需要总量与结构配合，在总量适度增长与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情况下，通过实施好结构性工具，精准支持小微民营企业和制造业重点新兴领域，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推动内需恢复，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　　精准加大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　　会议明确，精准加大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实施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接续转换工作；持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加强绿色金融工作的整体协调、有序推进；持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　　“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一直以来都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定向支持对象，包括再贷款再贴现、碳减排支持性工具等。”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明年上半年，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带来的增量资金会优先向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投放。此外，明年结构性货币政策还将担当重要角色，其中，支小再贷款规模可能继续扩大，碳减排支持工具将开始发力，不排除推出定向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可能性。　　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在推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会议明确，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依法加强对资本和平台企业监管，持续做好头部网络金融平台整改工作。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关于对平台企业的监管，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曾于今年11月表示，强化平台企业金融活动监管，明确要求其金融活动全部纳入金融监管，所有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消除监管套利。加强对大型互联网平台业务的穿透性监管，增强业务信息披露的全面性和透明度，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权益。　　房地产政策方面，东兴证券分析师林瑾璐表示，当前房地产政策核心是在“房住不炒”的原则下，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以稳为主、不会大起大落；房地产信贷政策上，重在满足房企、购房者的合理信贷需求，长期看有助于相关领域风险平稳化解。

2021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频现，世界经济复苏形势波诡云谲。我国货币政策收放之间，底气足、空间大，尽显战略考量。一个负责任、定力稳的大国央行形象巍然矗立。　　两次人民币存款“降准”，两次外汇存款“升准”；有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常态化使用，更有碳减排支持工具等创新工具“入箱”　　2021年，我国货币政策精准调控渐入臻境：紧扣“六稳”“六保”，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在实现宏观杠杆率持续下行之余，将精准支持实体演绎至恰到好处。　　货币政策调控是门科学，亦是门艺术。2021年，中国央行在精准调控之时，将“力”与“美”的琴键，弹出一手和谐的奏鸣曲。期待2022年，中国央行有更出色的演奏。　　“以我为主”凸显从容　　2021年，全球经济在复苏路上跌跌撞撞前行，发达国家货币宽松潮水渐退，而我国货币政策“以我为主”，保持定力。　　美国国债收益率自年初起大幅上行，曾引发市场普遍关注：国际资本流入会否转向？对中国经济影响几何？对此，央行掷地有声：“美债收益率上行和未来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影响有限且可控。”　　央行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回应称：“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保持货币政策的主动性，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同时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我为主开展国际宏观政策协调。”　　同一时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经济体通胀指标呈上行态势，“输入性通胀”一度成为市场热词。面对市场担忧，央行及时发声：“输入性通胀的风险总体可控”。我国在去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没有搞大水漫灌，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保持了总供求基本平衡，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不搞大水漫灌，在特殊时期实施的货币政策，已适时回归常态。对此，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已有定调——“总体来看，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力度已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态，在全球宏观政策中保持领先态势”。　　回顾这一年，“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增强了我国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也为政策灵活施放提供了稳固基础。而在全球央行中率先适时回归常态化货币政策，也使得我国经济体系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加从容、愈发自主。　　近半年内，两次全面降准接连落地，分别释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元、1.2万亿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活水”更为充裕；同时，外汇存款“升准”两度实施，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保持基本稳定，汇率机制展现了“稳定器”的功能，助力货币政策“以我为主”。　　华鑫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丁晓峰表示，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把握好稳健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政策发力空间仍然较大。“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保持定力，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松不紧，促使企业融资成本稳步下降，效果显著。这为2022年经济结构转型，扶持中小企业成长提供了更多空间。”　　近日出炉的2021年最后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久违地以“降息”定格。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此次LPR降低可直接带动新发生贷款利率降低，明年需重新定价的存量贷款利率也将同步下行，可为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提供有利环境，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精准回应市场关切　　展现温度　　持续进行预期引导，精准回应市场关切，被中国央行运用得娴熟自如。　　今年以来资金市场情绪几番纠结，譬如11月，万亿元逆回购在当月首周密集到期，亦有万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在月内到期，同时，11月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量多达约9000亿元，创下今年最高。　　密集到期的资金“洪峰”之下，市场不乏焦虑情绪：能平稳渡过吗？央行打破常规，从11月初开始，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层层加码：从100亿元到500亿元，再从500亿元至1000亿元……熨平资金波动，让市场主体吃下“定心丸”，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深意”显露无遗。　　为避免市场主体对于货币政策取向产生误读，央行更是反复强调，市场在观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时，应重点关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MLF利率等政策利率及市场基准利率在一段时间内的运行情况，不应过度关注央行操作数量。　　再譬如，外汇市场中，做多人民币情绪几度高涨，单边押注行为显露苗头，“羊群效应”蠢蠢欲动。今年5月、11月，市场情绪成为推升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力量。面对市场非理性预期，监管多次发声，强调“风险中性”理念，更是首提“合理均衡是目标，偏离程度与纠偏力量成正比”，促使人民币回归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还有备受关注的房企融资市场。此前，受个别房地产企业风险事件连锁反应影响，市场情绪一度悲观。为此，一段时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频频定调“保持房地产信贷平稳有序投放”，强调“房地产市场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近两个月，央行更是将月度个人住房贷款统计数据单独发布，为市场注入信心。　　丁晓峰认为，今年以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预调微调”基调明显，以小额投放为主，通过熨平短期流动性减少对长期流动性的冲击，有效稳定长期融资利率，引导企业长期融资成本下行。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夏丹预计，2022年房地产市场以稳为主，促进需求正常释放。预计个人按揭贷款新增额度同比有所提升，审批放款速度加快，按揭利率也可能结构性回调，以重点满足首套房、改善型需求为主，促进购房刚需正常释放。　　结构性工具“挑大梁”　　精准滴灌提高“直达性”　　作为货币政策今年的重头戏，结构性工具频频登台亮相，以其“精准滴灌”的特点，提高政策的“直达性”。　　2021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接续出炉，对于绿色发展、小微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升级：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采取市场化方式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将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纳入支农支小再贷款支持计划管理。　　“这种结构性小微信贷工具的创新点多，有助于提升政策传导，能够起到精准支持小微企业的作用，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中小银行的负债压力。”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结构性特征将进一步强化，碳减排支持工具、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明年上半年，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带来的增量资金，会优先向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投放；其次，明年结构性货币政策还将担当重要角色，其中，支小再贷款规模可能继续扩大，碳减排支持工具将开始发力，不排除推出定向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可能性。　　丁晓峰认为，总体看，2022年，货币政策首先仍然坚持预调微调，其次有望采用定向降准，TMLF、LPR降息，结合再贴现再贷款及信用缓释工具创设，最终起到结构性支持，促进各种类型企业融资环境得到改善，从而真正起到稳增长保就业的作用。

年末将至，国际社会都在展望2022年经济形势。其中，中国尤为引人关注。12月22日，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继2021年上半年强劲反弹之后，中国经济全年实际增长率将达到8%，2022年增长将达5.1%。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中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没有变。这些，是外界看好中国经济的深层逻辑。　　关键指标“稳中有进”　　看好2022年中国经济表现的声音不在少数。　　美国穆迪公司指出，相较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强劲以及对外商投资的政策支持等，使得中国对外资仍然具有吸引力。阿根廷《号角报》刊文称，事实证明中国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能如期实现，近期的系列举措更让外界坚定了这一信心。比利时中欧数字协会负责人克劳迪亚·威尔诺迪说，虽然当前全球疫情波折反复，经济复苏挑战重重，但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高质量发展特点更加鲜明，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外界为何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关键经济指标的表现发挥了作用。　　看增速，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9.8%，明显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看就业，1—11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看物价，1—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处于合理区间；看外资，1—11月全国吸收外资104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9%；看外贸，1—10月份，全国进出口总额31.7万亿元，同比增长22.2%，创历史同期新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表示，2021年，尽管面临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的复杂局面，但中国通过积极探索、及时应对，有效化解风险挑战，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　　“前段时间，我国煤炭等大宗商品受国内外形势影响出现价格波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采取相关举措后，煤炭库存得以快速回补，能源及大宗商品供应得以改善。到了1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涨幅回落。这充分证明中国经济面对扰动时具有强大的调节能力。”张立群说。　　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外界的看好，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日益提升密不可分。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12—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从20.9万亿元增长到31.3万亿元，网民数量从5.64亿增加到9.89亿，互联网普及率从42.1%提高到70.4%。同时，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十三五”时期在多个行业进一步形成规模庞大、技术领先的生产实力，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超四成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年初以来，中国的工业经济努力克服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总体延续稳定复苏态势，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两年平均增长6.3%，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领先。11月份，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12%、27.9%、11.9%，体现了高技术产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头。　　“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加速落地，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逐步削弱，加快发展动力转换十分迫切。未来，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大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优质企业、务实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快构筑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合作体系。　　迎难而上后劲更足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就是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具体工作中，要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通过把握好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的时度效，实现稳和进的良性互动、动态平衡。”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各地提前下达2022年新增专项债限额1.46万亿元、引导银行结合外贸企业需求创新保单融资等产品……在张立群看来，近期新推出的一系列稳增长举措，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无论是‘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或是‘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一系列科学部署都释放了更强的稳增长信号。随着相关举措落地，2022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平稳开局、稳中向好、逐季回升的态势。同时，新动能也有望进一步壮大，展现克服‘三重压力’的韧性与后劲。”张立群说。（记者 王俊岭）